历史上有很多现象都不符合人们的主观印象，在某些人看来，不符合他们认知的想象就是胡编乱造，就是随便写的。比如清末甲午战争的炮弹超过200万就被看作是不可能，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，因为“我大清”在国际军火商眼中等级确实比民国军阀们高，清末的炮弹生产也比民国时期给力。
洋务运动以后的满清是国际军火商，尤其是火炮生产厂家眼中的优质客户，清末军队的火炮数量远超民国时期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北洋六镇，北洋军一个师的火炮就有54门，到民国时期一个师能有十门火炮就能横着走，可以充当某只武装的绝对主力（新一军总共才有山炮31门、榴弹炮12门，抗战前的教导总队也只装备七五山炮12门）。
展开剩余74%满清购入的火炮数量也超过抗战前的中国军队，满清从1868年开始购入克虏伯火炮，中法战争后满清更成了克虏伯火炮的粉丝，仅仅在1871年满清就一次购买克虏伯火炮328门,在甲午战争前一共购入了大约2000门克虏伯火炮，甲午战争后再次购入2000门，满清在灭亡前先后购入克虏伯火炮4000门(以上资料出自《德国克虏伯与晚清军事的近代化》)。满清自己生产的火炮数量是3970门（《中国近代兵器工业》一书的统计），甲午战争前也生产了近半，所以甲午之战时中国的火炮总数已经达到了4000门以上（不计算阿姆斯特朗火炮等杂牌）。
满清购买的火炮多，军火商们搭售的炮弹就越多，技术转移的力度就越大。在甲午战争时期，张之洞委托购买了英国军火，其中“大炮三十尊”，搭售的“炮弹14400颗”，每门大炮搭售了400多发炮弹。按照这个比例推算，满清购买的数千门火炮，被搭售的炮弹总数也有上百万发。由于满清购买了克虏伯外销火炮13.7%，是VIP级别的大客户，克虏伯不但给李鸿章送上了“中国的俾斯麦”这样的漂亮话，还给中国兵工厂提供了炮弹制作技术。满清时期的兵工厂生产的炮弹总量也超过民国前期，在清朝灭亡前，满清兵工厂生产了365万1596发炮弹，很多都是克虏伯手把手教的。
但在民国时期，中国就不是国际军火商眼中的大客户。这可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从1919年到1929年中国遭遇了持续十年的军火禁运，不但英法协约国集团严格对中国出口武器，就连德国军火商需要转手捷克才能向中国出口武器弹药。武器禁运虽然不能禁止全国武器交易，但中国大规模的火炮和炮弹进口却被禁止，中国军队的火力都下降了一个等级，堪称对中国军队的智子封锁。
在军火禁运前后，中国兵工厂的技术引进也严重受限，北洋时期中国兵工厂一共才生产了炮弹15万661发，截止到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兵工厂也才生产了33万5162发炮弹（数字来源依旧是《《中国近代兵器工业》，读者们谁有能力找原始资料，本人很欢迎）。在抗战时期，中国兵工厂一共才生产了炮弹171万6075发，整个民国时期中国兵工厂一共才生产了炮弹241万发，总数还是比不上清末50年的总产量（这个数字不包括解放区）。
甲午战争时期清军的弹药消耗也可以从日军的缴获上得到印证，按照日军的统计它们缴获的清军炮弹总数是“二百五十六万四千五百零七发”，穷鬼帝国主义的阵亡数字有虚头，但缴获不说谎，因为很多物资它们会严格保存，日军八国联军时期缴获的清军武器，日本都能储存到抗战送给伪军（数据来源是《中日战争》第四册）。
民国时期军队数量相对于清末已经膨胀了好几倍，中国兵工厂还要生产对内战更加实用的轻重机枪、迫击炮、手榴弹等近战武器，对火炮和炮弹这种内战中不大“实用”、难度又大的东西生产积极性也不大。所以才出现了抗战时期的中国军队弹药远不及清末的奇景，它是不可思议，但真的发生了，不是某些人两句话就可以无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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